1938年11月，延安，毛泽东、刘少奇和李先念之间的一次工作安排，改变了中原敌后抗战的走向。原本，李先念可能被派往新四军第四支队，协助高敬亭工作；但刘少奇抵达中原后，却向中央提出了另一项请求：把李先念留在华中。 这不是简单的“截胡”，而是战场形势逼出来的选择。 李先念当时三十多岁，经历过长征，也经历过西路军失败后的艰难归途。1937年3月，他回到延安，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。由于曾受张国焘影响，回延安后，他在职务安排上并不占优势。 抗战全面爆发后，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找他谈话，告知组织准备安排他到八路军第129师担任营长。这个安排落差很大。李先念此前曾任红三十军政委，如今却成了营级干部。 换作旁人，心里难免有疙瘩。 毛泽东也认为这个安排偏低，专门找李先念谈话，问他有什么想法。李先念回答得很干脆：“只要干革命，当班长、当战士、当伙夫，我都愿意。” 话不长，却说明这个人看重什么。红军时期，许多并肩作战的同志已经牺牲，活下来的人若只计较职务，确实说不过去。毛泽东称赞他有骨气，并非客套，而是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和实际能力。 1938年，抗战局势出现变化。广州、武汉相继失守，敌后战场的重要性迅速上升。中央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到华北、华中敌后，刘少奇也由北方局书记转任中原局书记，负责开辟和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工作。 刘少奇到河南后，面对的是一副难啃的骨头。华中地区日军、伪军、国民党顽固派多方交错，新四军的发展又受到一定限制。此前长江局工作成效有限，部分领导人对向华中敌后发展持谨慎态度，部队分散，地方基础薄弱。 刘少奇很清楚，仅靠地方党组织推动，很难迅速打开局面。他需要一名既懂军事，又能独立主持一方工作的干部。与朱理治商量后，两人把目光放到了李先念身上。 有意思的是，毛泽东几乎没有犹豫便同意了。 李先念没有南下第四支队，而是在1938年11月奔赴鄂豫边区，担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、军事部部长。名义上，这个职务未必显赫；实际上，他接手的是一项风险极高的任务。 1939年1月，刘少奇以中原局名义指示李先念，率领一百六十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支队南下鄂豫边，开展山地游击战，并要求逐步扩编到五千人以上。 兵少，地生，敌情复杂。 李先念采取的办法很务实。他没有一开始就摆出大规模作战的架势，而是发动群众，整顿地方武装，宣传抗日主张，在夹缝中积蓄力量。既要发展，又不能过分暴露；既要打击敌人，又要避免被日伪和顽军合击。 半年多时间，鄂中局面逐渐改观。1939年6月，李先念主持鄂中区党委工作，推动当地抗日武装统一整编，正式打出新四军旗号，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，下辖五个团。 部队有了名义，更有了组织。 同年11月，豫南、鄂中、鄂东、鄂西北的党政军负责人在四望山开会，决定统一成立鄂豫边党委，并将各地武装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。1940年1月3日，纵队在湖北京山八字门正式成立，李先念任司令员。 当时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。李先念没有盲目硬拼，而是坚持“有理、有利、有节”，在必要时进行自卫反击，同时保存部队、扩大根据地。毛泽东后来评价，这种反对顽军进攻的自卫战争“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”。 这支部队的价值，很快在皖南事变后显现出来。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，新四军重建，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，李先念兼任师长、政治委员。此后，他长期在敌伪顽夹击下经营鄂豫边区。 到抗战胜利前，李先念创建的中原解放区面积约九万平方公里，人口一千三百多万，拥有五万余人的正规部队和三十多万民兵。这个数字背后，不只是战斗，更是地方政权、交通联络、粮食供给和群众组织的长期建设。 1945年10月，中原军区成立，李先念任司令员。解放战争初期，中原军区承担了牵制国民党军、掩护其他解放区发展的重要任务。中原突围后，部队虽然损失不小，但仍有多路力量转入陕南、鄂西、鄂东和鄂中，坚持敌后斗争。 后来，李先念参与南下支援刘邓大军，又在中原军区重建后协助开展淮海战役后勤工作。若没有1938年刘少奇提出的那次调动，李先念或许会走上另一条道路；而鄂豫边区，也未必能在最困难的阶段形成如此坚实的抗战力量。 有时，决定历史走向的，不是任命书上的官职高低，而是关键时刻把谁放到最需要他的地方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