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1月20日，广州军区，司令员许世友看到一份军委命令后，久久没有翻动下一页。命令内容很明确：免去吴忠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。可此时，南集团部队已经进入临战状态，距离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只有不到一个月。 许世友最担心的，不是吴忠个人的情绪，而是前线指挥链突然中断。南集团承担着向高平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的任务，部队刚完成协同训练，作战方案也经过反复推演。临战换将，容易造成判断迟疑，更可能打乱各级部队之间已经形成的默契。 据有关回忆，许世友当时直截了当地说：“眼看要打仗了，这时候换将，谁来接？”经过研究，广州军区暂时将命令压下，没有立即向吴忠宣布。 这并不是替吴忠逃避审查。吴忠此前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，因涉及上世纪70年代北京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，被组织立案审查。调任广州军区之后，相关问题仍需继续核查，免职命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的。 军令被暂缓传达，但消息还是传到了前线。吴忠很快知道，自己的职务已经发生变化。摆在他面前的路并不复杂：离开前线，回广州说明情况；或者留下来，把即将开始的作战指挥到底。 吴忠没有马上表态。白天，他照常检查部队，听取师团干部汇报，研究火力配置和道路保障。到了夜里，才独自坐下来思考。个人问题并非不重要，但与正在准备作战的数万名官兵相比，轻重缓急必须分清。 他后来解释说，个人的事情再大，也不能压过党和人民的利益。这句话并不华丽，却说明了当时的选择：继续留在前线，先把部队带上战场。 吴忠之所以被安排指挥南集团，并非偶然。1977年9月，他出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，分管作战。中越关系恶化后，他曾深入广西边境，查看阵地、道路和群众受损情况。早在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，他还随总参军事代表团赴越南进行战地考察，对越南北方的地形和战争环境并不陌生。 他没有把战备停留在口号上。1978年12月，许世友从北京返回广州，主持召开作战会议，吴忠主动提出到一线指挥。任务确定后，他带着工作组赶到南集团驻地，逐项检查步兵、炮兵、装甲兵和工兵的准备情况。 南集团的目标是高平。那里山地密布，道路狭窄，溪流纵横，机械化部队很难像平原作战那样展开。按常规路线推进，虽然道路较宽，却很可能正中越军设防重点。吴忠多次召集会议，带着指挥员实地勘察，最后选择了一条几乎被认为“不可能”的道路。 那是一条土质牛车路，坦克通行困难，步兵也难以跟上。吴忠却判断，越军同样会认为中国军队不会从这里实施装甲突击，防备反而可能薄弱。为解决步坦协同问题，部队进行了多次试验，让步兵以绳索固定在坦克两侧，借助装甲车辆通过险要路段。 有人担心风险太大。吴忠的回答很简单：“越认为不可能，越值得研究。”在他看来，勇敢只是指挥员的起点，真正决定战果的，是能否把地形、火力和敌情结合起来。 总参军训部副部长萧剑飞到南集团检查训练时，吴忠还主动请他担任联合指挥中的正职，自己居于副位。萧剑飞后来回忆，吴忠交代任务言简意赅，判断果断，对诸兵种协同尤其熟悉。这种评价，来自临战工作的直接观察，并非泛泛之谈。 1979年2月17日凌晨，作战开始。装甲纵队沿偏僻方向突然突入，越军没有料到坦克会从这一侧出现。南集团推进速度超过预定要求，装甲部队比许世友规定的时间提前抵达指定位置，突袭效果由此显现。 战斗并不顺利。部队渡河时，一辆坦克陷入河道，吴忠命令其他坦克直接开进，利用车辆和木料填出通路。随后，越军炸开山区水库，洪水冲毁道路，车辆和步兵被阻隔。吴忠一面命令已经过河的坦克继续突进，一面组织抢修，并向前指请求工兵支援，许世友随即调集工兵连队增援。 在前线行进时，有人建议为吴忠安排装甲车，并派坦克护卫。他没有接受，只带着步枪和警卫人员随部队前进。那时他已接近六十岁，却在一个月左右的山地作战中持续奔走，指挥位置始终没有离开部队行动轴线。 2月20日前后，南集团抵达高平城下，但北集团仍在作战。军区前指一度要求南北集团会合后，由北集团指挥员统一组织攻城。这意味着吴忠对南集团的指挥权出现了实际变化，电报中甚至没有明确安排他继续协助指挥。 命令到了，怎么办？返回，可能延误战机；停下，又会让已经形成的突击态势消失。吴忠经过一夜思考，在本子上写下“以党性参战”。他选择留下，并继续掌握前线情况。 许世友得知后重新作出明确部署：南集团不必等待北集团，于2月24日下午对高平发起总攻，并任命吴忠为高平攻城总指挥，统一指挥附近部队。当天，炮火覆盖高平城内外，经过数小时战斗，部队完成攻城任务。 3月5日，中国军队开始撤回国内。越军试图利用撤退间隙袭扰，吴忠组织部队边打边撤，并多次实施反击，保障主力脱离。3月16日，南集团全部撤回中国境内。 作战结束后，吴忠的免职问题并未立即终止。经中央军委批准，他的免职时间后来调整为1980年1月。直到1987年6月，北京军区党委对有关问题作出结论，吴忠才获得正式澄清。同年9月，他提出的离职申请获批准，结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