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月6日，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艳教授因病离世，享年55岁。 对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说，55岁本该是学术生命最成熟的阶段。博士毕业近二十年，研究方向稳定，教学经验丰富，发过《近代史研究》《中共党史研究》，拿过省级教学成果奖。按常理，这是一个学者开始“收果子”的年纪。 但她没有等到。 这条讣告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发出，很快被学生们的悼念淹没。那些留言里反复出现的词是“温婉”“善良”“知性”“良师益友”。一个被学生真心记住的老师，在55岁停下了。 我不想把这件事写成一篇单纯的悼念。因为张艳教授的离去，触及了一个更普遍、也更沉默的问题： 高校教师的“中年”，到底在经历什么？ 一个被忽视的事实：高校教师也是“过劳群体” 提到“过劳”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程序员、医生、外卖骑手。高校教师——尤其是文科教授——在公众印象里，似乎应该坐在书斋里，喝着茶，翻着书，一年上不了几节课。 但数据描绘的是另一幅图景。 有调查显示，我国高校教师平均每周投入工作的时间达到45小时，在“双一流”高校，这个数字升至59小时。2014年至2018年间，高校教师高血压、高血糖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逐年攀升，肿瘤性疾病的异常率明显高于同龄群体——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的检出率分别比同龄人高出近10%和7.4%。 另一组更沉重的数字来自《中国高校教师健康白皮书》：45岁以下教师群体中，78%存在慢性疲劳综合征，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比普通职场人群高出40%。有研究甚至给出了这样的结论——教师群体的平均寿命仅59.3岁。 这些数据的统计口径和研究方法各异，未必能精确对应每一个个体。但多个来源指向同一个方向： 高校教师的健康风险，长期被低估了。 “青椒”的焦虑，中年教师也在承受 公众讨论高校教师压力时，焦点常常落在“青椒”——那些刚入职、面临“非升即走”考核的年轻教师身上。这当然是对的。聘期淘汰、论文指标、项目申请，35岁危机真实地压在很多人身上。 但张艳教授55岁离世，提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维度： 中年教师并不因为“熬过了非升即走”就轻松了。 人文社科学者的学术产出，有其特殊的节奏。一篇有分量的论文，从史料整理到成稿发表，周期往往以年计。一部专著，可能是五年甚至十年的积累。这种“慢”的规律，和高校越来越量化、越来越短周期的考核体系之间，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。 更现实的是，55岁左右的高校教师，往往处于多重角色的挤压之中：在教学上，他们是院系的骨干，带研究生、指导毕业论文、承担本科教学任务；在科研上，他们被期待持续产出，为学科评估贡献“工分”；在家庭中，他们可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“夹心层”。 与此同时，文科在高校资源分配中的位置，这些年变得越来越微妙。有报道描述，文科院系在“学术大厂”中像是“边缘事业部”，科研经费与理工科相去甚远，有时甚至需要教师自掏腰包支持学生实践。当一个文科教师既要完成科研考核，又要维持教学质量，还要为学科生存“自证价值”，透支的就不只是时间。 那些“走得早”的人 张艳教授不是孤例。 就在2026年1月，短短十几天内，多位中青年学者相继离世：青岛大学王金胜教授，53岁，突发心梗；北京工业大学解锟副教授，突发疾病；安徽中医药大学方召回教授，突发心脏病。往前推几个月，北京外国语大学宁强教授在敦煌因突发疾病身故，64岁；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王猛老师，42岁。 每一个名字背后，都是一个具体的人，一段具体的学术人生，以及一群具体的学生。 有评论指出，中年知识分子过劳问题需要引起社会重视，这些生命的消逝“是家庭的巨大不幸，更是国家人才的重大损失”。这话听起来有些“官方”，但放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例面前，分量是实在的。 问题不在于“谁不努力” 写这篇文章，不是为了把高校教师塑造成“最惨的职业”，更不是为了制造对立。医生、程序员、媒体人、基层公务员，各有各的疲惫。 过劳不是一个职业的专利，而是一个时代的工作文化问题。 但高校教师群体的特殊性在于：他们的工作状态，直接关系到一代代学生的成长质量。一个被考核压得喘不过气的老师，很难有足够的精力去打磨一堂课、去回应一个学生的困惑、去进行需要“坐冷板凳”的长期研究。 近年来，多部门联合发布了“减负行动”系列文件，明确提出“减考核、保时间、强身心”。一些高校也开始放弃或柔性化改造“非升即走”制度。这些都是积极的变化。 但制度的调整需要时间，而人的身体等不了太久。 我们能做什么 张艳教授去世后，她的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许多回忆。那些文字里，出现最多的是课堂上的场景、批改过的作业、某次谈话中获得的鼓励。没有人在意她发过几篇C刊，拿过几个项目。 一个老师真正留下的，从来不是考核表上的数字。 这或许是这件事最让人心酸的地方：她一生被各种指标衡量，但被记住的，全是那些无法量化的东西。 对于高校教师的“中年困境”，社会层面需要持续关注评价体系的改革、健康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