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大运动结束后，由于年纪精力、历史旧案等原因，部分上将、中将退出了核心岗位，一些少将开始承担重任，比如李水清就是在1977年成为二炮司令员、手握大国长剑的。 李水清在1360位开国少将里并不算名气最大的那一列，但他的任职经历也相当传奇。就说一点，他是通过运动得到突击提拔的，但运动结束后没受到任何影响，反倒再升一级，这在当年少之又少。 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当上二炮司令也属于阴差阳错，最开始总政找他谈话是想安排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，但因为一名中将的申请而作罢。后又安排到成都军区，再度碰上另一名中将的申请而调整，兜兜转转才落脚二炮。 如此际遇，绝无仅有。 李水清属于我军的后起之秀， 他土地革命是团级干部，抗日战争是副旅级干部，解放战争是师级干部，55年当上军长，干了13年都还是军长，如果没有大运动，他的职务很难达到后来的高度。 他曾经担任的是67军军长，所部常驻于青岛。运动时期，青岛是走在前列的，有一派群众组织想冲击市委，另一派则是要保护市委，双方气氛非常紧张，是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到场才勉强维持住秩序。 没想到的是，正在局势趋于平稳之际，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竟公然支持夺权一派，把苗头又给挑动起来，武斗一触即发。如此时刻，67军的态度就极为关键了。 军长李水清一直在部队里，对这种政治事件根本搞不明白，就去请示几位老首长。当时青岛的事已经传到中央，几位老首长也是听到了风声，就委婉说道夺权没问题。 李水清还是摸不清头脑，又去询问军区，得到的回复是大方向正确，军队要支持。于是，李水清便指挥67军出动，王效禹一派之后就在青岛占了上风。 对于这个决定，李水清后来的认知非常清醒： 大运动时期所有的造反组织，没有哪一派是正确的，无论是谁，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左派，所以无论支持哪一派都不可避免会带来消极后果。 而在运动初期这个节点，此举是符合风向的，中央很快指示：“那位副市长王效禹的意见是正确的”，并给67军下达文件要求支持。所以王效禹和67军很快都成为“新星”。 王效禹夺完市委的权又夺省委的权，1967年山东革委会成立时，其成为主任。而67军因也得到《人民日报》的表扬，被树立成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典型，济南军区也号召向67军学习。 在那样的氛围下，67军成为全军“支左”的标杆，很多单位都派人来学习。李水清也是水涨船高，68年初兼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，负责军区的“支左”工作。 当然，李水清并非那种只会搞乱局势的野心家，否则早就被拿下了，他跟王效禹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。处于那个环境下，他也在尽可能地稳定秩序，希望各方坐下来谈一谈。所以后来他并没有随着王效禹作乱，相反还进行了强力抵制。 1968年11月，王效禹号召重新“夺权”，山东省各地又出现动乱。济南军区的杨得志、李水清等人不愿配合，结果王效禹指使“造派”冲击军区机关和营房，造成流血事件。 军队是稳定的基石，王效禹这样做惹得中央震怒，遂在1969年九大后将其控制，增补袁升平、李水清、李耀文等人为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。山东的局势总算平息下来。 1970年李水清调任为一机部部长，任务也是“支左”。彼时一机部与八机部合并，两个部门都有群众组织，而且谈不拢，工作难以开展，急需一位经验丰富的搞大联合。周总理思来想去，就亲自点将李水清。 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周总理没有看错人，李水清想尽办法让两个部群众组织坐了下来，生产总算开始运作，上级对此很满意，曾表扬李水清能压得住阵。 不过，李水清毕竟在部队大半辈子，始终还是想回军旅的。期间他想过很多办法都没用，直到75苦求老首长杨得志，经杨得志跟先念同志沟通，同年8月李水清才调任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。 此时的南京军区也不平静，丁司令员和肖永银副司令员关系不太融洽，己方都在角力。李水清不想牵扯到其中，到任后就表示“不掺合任何派性活动，集中精力抓战备建设。” 后来的几年，他保持这样的做法，安然度过末期的风波。只是到了1977年，很多大军区人员都出现变动，像南京军区丁司令员就被隔离审查。 当时李水清作为主管作战的第一副司令员，自然进入了组织的视野。总政副主任梁必业找他谈话，明确说上级考虑让他接替南京军区司令的工作。 但是就在李水清等待新任命的半个月里，情况出现了变化。倒不是他自己的问题，而是上级原本准备调聂凤智去福州军区担任司令员，可聂患有严重肺气肿，向中央申请留在南京。 聂凤智在南京军区也有很深的基础，组织尊重他的意见，便决定调李水清到成都军区担任司令员。 成都军区那边上一任司令员刘兴元也是刚被撤职，看起来李水清过去是板上钉钉了。然而就在他准备打点行装赴任成都时，调整又来了。 这次是吴克华，原本吴克华要被任命为二炮司令员，但是二炮很多干部是从炮兵系统过去的。 吴克华在大运动初期担任过炮兵司令员，内部斗得很厉害。 所以他担心去了二炮会束手束脚，很多往事还可能被翻出来继续吵。考虑到这一点，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