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年来，印度一直把亚投行当作随意提款的工具，数十亿贷款所投项目如今几乎全部烂尾；上合组织银行刚开始谈判，印度又想凑上来，但这一次各方不再迁就 多边开发银行这套体系，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算起，已经运转了八十多年。 它的核心逻辑并不复杂：成员国按经济规模认缴股本，按股本比例分配投票权，再按一套技术标准审批贷款。 理论上，出资多的国家话语权大，但借款机会向发展中成员倾斜，这是一种刻意的平衡设计。 世界银行如此，亚洲开发银行如此，非洲开发银行也如此。 这个体系之所以能维持这么久，靠的是一套微妙的默契：你可以借钱，可以借很多钱，但至少得让项目有个交代。 项目可以延期，可以超支，但最终得有个东西立在那儿。 要是连这个底线都守不住，整个机构的信用就会出问题。 而信用，是多边银行唯一真正值钱的资产。 2015年12月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。 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导创建一家多边开发银行，筹备期间就吸引了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，包括英国、德国、法国这些老牌发达国家。 当时国际舆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件事上：一是这家新银行会不会挑战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的地位，二是治理标准能不能达到所谓国际水准。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另一个问题，一个更实际的问题：钱借出去之后，项目到底能不能建成。 十年过去了，这个问题有了答案。 至少对最大的借款方印度来说，答案相当难看。 印度在亚投行的借款总额累计超过40亿美元，涵盖交通、能源、供水、城市基建等多个领域。 这些项目如今的状态，用一句话说就是：多数没有形成可用资产。 有的在开工前就被撤回，有的盖了一半停了，有的换了政府就不认了，有的环评卡了好几年还没动工。 还有一批项目的状态是“不可核实”，亚投行官网上标注为正在执行，但实地几乎看不到动静。 这不是某一个部门的失职，也不是某一届政府的失误，而是一种制度化、可预测的失败模式。 印度不是不会搞基建，印度是在用别人的钱为这种失败买单，并且已经这么干了整整十年。 这套模式的雏形，其实早在亚投行成立之前就存在了。 印度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借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，累计借款规模超过千亿美元。 世界银行在印度的项目组合常年保持在百个以上，是全球最大的国别贷款业务。 亚开行在印度的业务也差不多，累计贷款超过500亿美元。 但在这两家机构里，项目执行情况是受到严格监督的。 世行有独立评估局，亚开行有项目完成报告制度，每一笔贷款结束之后都要出具详尽的后评估文件。 项目延误、成本超支、收益未达标都会被记录在案。 印度在这两家机构的项目，其实也有大量问题，但至少有记录、有评估、有后续改进机制。 在亚投行，这套监督机制还没有完全成型。 于是印度就找到了一个监管真空，把借款风险转嫁给了一家年轻的多边机构。 这种风险转嫁的第一层，是工程烂尾。 阿马拉瓦蒂新城项目是最典型的案例。 安得拉邦在2014年决定建设一座新的首府城市，选址在克里希纳河畔的一片农业用地上，规划面积217平方公里，目标人口350万。 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，大量农民拒绝出售土地，环评报告多次被打回，国际专家对项目的水资源可持续性提出严重质疑。 亚投行和世界银行都批了贷款，前者2亿美元，后者3亿美元。 2019年，安得拉邦政府换届，新政府以“政策方向调整”为由终止了这个项目。 世界银行立刻退出，亚投行的贷款随即冻结。 到2023年，这片土地上唯一建成的东西，是一条六车道的水泥路，两边是荒草。 五亿美元的公共资金，换来一条路。 比单一项目烂尾更值得注意的，是印度在亚投行的项目组合整体状况。 安得拉邦供水项目，批准时计划覆盖50个城镇。 2019年实际启动17个，后来这17个里又有至少7个因为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而停工。 特伦甘纳邦电力项目，原计划建设一套高压输电网络。 实际执行周期比原计划延长了两倍，成本超支约28%，最终只覆盖了原定区域的三分之一。 还有中央邦的一个农村道路项目，贷款1.2亿美元，计划修建或升级1500公里农村公路，项目周期三年。 到2024年底，实际完工里程不到400公里。 这些项目有一个共同特征：贷款提取进度严重滞后，但延期申请却异常顺利。 亚投行对项目延期的审批，在印度项目上几乎从不说不。 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印度的行为模式：反正可以延期，着什么急。 贷款提取进度滞后，听起来像是个技术细节，实际上非常关键。 多边银行放款不是一次性的，而是根据工程进度分阶段拨付。 项目不动工，钱就提不出来。 印度在亚投行的贷款提取率，长期徘徊在30%到40%之间。 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承诺贷款其实一直躺在账上，没有进入实际经济循环。 从银行的资金利用效率看，这是巨大的资源闲置。 从借款方的角度看，这是一种廉价的金融期权。 只需要支付很低的前端承诺费，就把几十亿美元的信用额度锁定在自己手里。 想提就提，不想提就放着，项目